文章来源: 21世纪财经报道

早春天气，乍暖还寒。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天气预报与人们对气温的实际感受总好像存在着一些偏差。这不禁让我联想起中国近来的物价上涨情况。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官方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明显上升了(今年2月CPI同比涨幅甚至高达8.7%)，但许多人还是认为这些数字不足以反映人们真实感受到的物价上涨的幅度，对CPI表现得疑虑重重。

从理论上说，产生这样的疑问其实并不奇怪。“感受通胀”(perceived inflation)与“统计通胀”之间持续存在的差距问题，早已成为了国际经济学界有关通胀研究的热门议题之一。感受通胀与统计通胀之间的偏差是怎么产生的？研究者提出了各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居民对物价上涨幅度的感受主要是基于那些经常购买的商品的价格，而物价指数不仅包含人们经常购买的物品，还包含人们不经常购买的物品；第二种解释是，人们通常对物价的上涨更为敏感，而对物价下跌并不敏感。比如说，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了，人们很关注，而对于电子产品价格近年来的持续下跌，人们就没有多少感受了；第三种解释是，低价商品价格的较快上涨对感受通胀的影响更大，一般会大于根据其所占比例而应有的影响，而通常这些商品与服务又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性地购买的，因而其对感受通胀的强化作用更为明显。

偏差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弃之于不顾，听之而任之了。相反，尽可能地缩小这二者之间的差距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感受通胀(而非实际通胀)是决定消费者信心的主要因素，其与官方数据之间的偏差不仅会改变人们对于通胀的预期，影响居民和企业对工资和产品价格的定价，造成消费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还会严重影响、损害政府部门的公信度和货币政策的信誉。而要缩小这种偏差，我们就必须对通胀度量指标进行不断的修正和优化。

在衡量通胀的多种指标中，CPI是国际公认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常用的指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统计上的CPI与居民对物价的感受长期不一致，特别是近些年来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房屋、医疗与教育费用上涨较快，居民切身感受到了通胀的压力，但2005-2007年上半年的CPI却在逐步回落。统计资料进一步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这10年间，CPI与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日益脱节，偏差严重。问题出在哪里？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近年来居民支出的大项主要是住房、医疗和子女的教育费用。在中国CPI八大分类价格中，这三个方面都被包含在内或涉及了，但权重过低，使得这些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涨未能在CPI中得到全面反映。我国当前使用的城乡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样本是上个世纪80年代确定的，至今已20多年，各大类的权重始终未进行根本性的调整，粮食类所占比重仍接近1/3。这是造成感受通胀与统计通胀存在较大偏差的最主要原因。以房价为例，CPI中没有直接包括房价，只在CPI的居住类价格中包含了建房与装修材料价格、房租、自有住房价格等三项价格。不直接包含房价的理由据说是“国际惯例”：商品房购买属于投资范畴，而CPI关注的是消费，“不必要也不可能反映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类价格的变动”。且不说对这种“国际惯例”在理论上长期存在着争论(Alchian和Klein在1973年就对传统通胀指数提出了批评，建议用资产价格等其他经济变量对其进行修正)，面对近年来房价“井喷”般上涨的现实，这CPI若不能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价格的实际变动，那它的可信度体现在哪里呢？从权重上看，中国居住类在CPI中所占权重为13.6%，而美国与加拿大居住类权重分别为42.2%和26.8%，其中，美国在扣除我国统计口径中不包含的“家庭设备”后的居住类权数为38%，在居住类的统计口径大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的这项权重仍比美国低了24.4%。再从居住类价格的构成上看，建房与装修材料价格、房租与房价虽有一定联系，但相关程度不高(2004年以来，房租与房价走势并不一致)；自有住房价格主要通过“虚拟租金”来体现，与房价变动的关系也不大。因此，中国现行的CPI指标几乎不能反映居民住房消费价格的变动，在医疗与教育这两大消费领域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其次，未能编制差异性的、分层CPI，这使得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层次的居民的感受通胀与CPI之间的偏差出现了极大差异。CPI本身是个加权平均数，其加权依据是居民的消费结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逐渐加大，不同地区、经济上处于不同层次的居民在消费能力、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质量、消费偏好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如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消费所占的权重就很不一样)。因此仅仅编制一个总的CPI(虽含城市CPI、农村CPI，以及8个分类指数)，实在无法反映各个不同经济层次上的居民实际承受的物价变动情况。在中国香港，政府统计署就按照分层概念编制了甲、乙、丙以及综合这四类消费物价指数，来反映香港物价水平的变动对不同阶层，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并以此作为制定相关政策(如社会保障线)的法律依据。分层的、“个性化”的CPI将有助于缩小感受通胀与统计通胀之间的差距。

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恶性通货膨胀对一个国家的损害比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还要厉害！”而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面对中外记者时也坦承，“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抑制通胀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任重而道远。不仅要找出本次涨价的最主要原因，要得当地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胀，还应通过优化CPI指标、完善对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等，来增强消费者的信心与凝聚力。这是一个系统工程。